2005年第4期（总第5期）

2005年7月17—18日，由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全国民族教育高层论坛”在甘肃兰州西北师范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政策问题、少数民族教育价值定位问题、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几个专题作了发言。

哈经雄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目前发表的文章很多。我只想就少数民族教育均衡发展研究中多元文化的视角，谈点自己对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的看法。一是从宏观全局的高度上看少数民族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二是从政治、经济、多元文化的视角上看待少数民族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三是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分析少数民族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

一是从宏观全局的高度上看少数民族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存在着地区与地区之间、学校和学校之间、工作政策制定、调整及教育资源调配等方面的差距。目前的努力是在逐步缩小办学条件、办学水平、办学质量、办学效果之间的差距，而提供基本均衡的教育机会和条件。我觉得这种看法还不够，还需要从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历史和现实中寻找原因。也就是说，除了教育资源这个客观条件之外，还包括民族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就是我说的从全局的高度来审视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就教育本身谈教育，也不能就少数民族教育本身谈教育。而要从体制、政策、文化传统、民族政策、宗教等方面来全面审视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比如城乡二元结构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导致的教育的二元结构，这样我们才能谈教育投入的问题、人才培养的问题。如果不深入的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更深入地谈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其教育的均衡发展的关系没有得到澄清，我们就无法谈西部少数民族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像我们在有些学校实行的免书本费、免杂费的做法就是从宏观全局的高度缩小教育发展的差距。

二是从政治、经济、多元文化的视角上谈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少数民族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不是学校的建设和资源的分配问题，重要的是，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我们知道，教育的发展会牵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多民族的教育发展具有共性的一面，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需要批判的借鉴其他民族的优势和特长，尤其是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传统观念、风俗习惯等对教育发展所产生的正面积极的影响。民族教育的发展要兼顾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及繁荣民族地区的现代文明的重任。事实上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现代文明从本质上讲，必须借鉴和吸收传统文化才能促进自身的发展。客观的讲，当前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和调适；二是对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所面临的挑战。我们注意到，一些民族地区的学生不在自己所在地的民族学校就读，而到其他学校就读，学生的入学率下降到几乎不足半数，这其中有社会制度的原因，有民族政策的原因，也有社会转型带来的新的困难和问题。

三是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分析少数民族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我们的教育国情是“穷国办大教育”，这的确不容易。同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不均衡发展的状况比较突出；三是建国以来，我国的民族教育事业虽然有了巨大的发展，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史无前例的转变，在此怎么形容都不过分。但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因此谈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刀切”，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国家也积极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制度在缩小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上的差距。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一样，也要分阶段、分层次、分区域、分情况来制定改革与发展的计划，逐步解决发展中的差距。为什么谈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说明有些问题是长期形成的“顽疾”，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好。就像做思想政治工作一样，要逐步解决，不可急于求成。发展慢不是要我们停下来，而是逐步推进。因此谈教育的均衡发展不能很理想化地说，国家应该怎么样，政策应该怎么样。总之，我们的教育应该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服务，要办贴近百姓和让百姓满意的教育，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要能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一方面，要呼吁国家、省、地方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要强调教育本身的改革和发展，民族地区的学校要办成当地经济、文化、科技交流的中心，成为一个窗口。建设和谐社会，教育工作者就要以思考我国的教育均衡发展为视角。因为教育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具有先导性和全局性的作用，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又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工具。尤其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都凸现出来，这些矛盾不同程度的反映和表现在教育领域，比如像科学和环境的矛盾；教育的非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之间的矛盾。要保证教育公平发展的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要保证教育的均衡化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上认识民族地区教育的均衡化发展。

杨圣敏

简单地讲，民族学属于文化学系。“人类”这个词语很宽泛。人类学又分为文化人类学和体制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产生于西方的一门学科。在中国，民族学（Ethnology）最初被翻译成“人种学”、“民种学”等。在1903年清朝学部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将“人种学” 列为大学的课程。民族学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逐渐得到发展，至全国解放前夕，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中，都设立了人类学或民族学系。在西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学校的边政系中，也重点开设民族学的课程。后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1980年，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到2004年，中国民族学学会在全国已有会员一千余人，其中约45％为少数民族会员，包括了近40个民族的成员。

费孝通先生在谈及中国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现状时曾说，“我们的学者需要‘补课’，我们的学科底子薄弱，在这样一个瞬息即变的世界里，我们所掌握的研究办法能否适应研究对象？适应了研究对象又能否提出有深度、有历史感的看法？”。到了90年代，学者们开始对民族关系、民族意识、民族认同、民族发展、民族与组群等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主要得益于此时的国际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冷战”结束后，随着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民族冲突增加，推动了专家、学者对民族学的关注和研究。对民族认同、民族意识、民族的边界，民族和国家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都进入了专家、学者的视阈当中。在这些研究当中，我觉得有一些研究值得我们关注。例如对民族这个概念的理解和探讨，唤起各个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使民族的关系和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样又产生了一个概念——族群。其实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民族是个上位概念，是个固定的称谓；族群则是指由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划分的一个下位概念。事实上，这些探讨并不是空洞的理论探讨，而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众所周知，民族的概念是很宽泛的，要看具体怎么理解。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国家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的讲就是汉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少数民族应该学习汉语，汉语就是国语；另一种观点认为，汉族学校应该开设少数民族语言课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原文化和边疆文化的融合问题，这是近年来很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1、学术研究不够规范

    民族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存在于全国的各个民族院校中，当时曾长期以少数民族的研究为主，因此，民族学往往被等同于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学科界限模糊，学术研究不够规范，这是民族学研究一开始就存在的一个问题。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学科理论。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规范民族学的研究，是民族学今后发展的必由之路。

   2、封闭与盲从两种倾向

所谓封闭，就是研究者在自说自话，从不与外界进行学界的交流。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既需要加强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不断从国际学术界汲取营养，也要立足本土，以中国各民族和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本土研究的经验积累中逐步发展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目前在中国民族学界的部分学者中还存在着对外封闭，在理论和方法上固步自封，自说自话的倾向；在有的学者中也存在食洋不化，盲目全盘照搬西方学界理论与方法的倾向。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民族学的发展。

3、原创性成果较少

由于学科基础薄弱，学术研究不够规范和浮躁风气的影响，中国民族学的研究，经验和资料的积累较多，抽样的过程中没有规范的抽样原则，短期行为较多，作风浮躁，实地调查比较粗糙，调查时间短，不够深入，很多理论分析比较肤浅，最终导致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原创性成果偏少。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在各方面都发生着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需要包括民族学、人类学在内的各社会科学学科去研究和解决。民族学今后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民族学必须与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相符合，尽早在国际民族学界发挥更大作用。理论认识总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更新的，在总结各个时代的科学活动的基础上不断进步。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所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从人类学、民族学角度去研究和解释。而中国的民族学界，针对学科理论建设比较薄弱的情况，一方面，在今后还需要继续加强与国际民族学与人类学界的学术交流，继续大量翻译、借鉴国外同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规范研究的方法；同时，反对唯书、唯洋的思想，反对食洋不化和脱离实际的风气，将学术研究紧密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树立学术研究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在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发展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更多有创意的，适合于解释中国现实社会的理论，实现民族学的中国化，并以此为国际民族学界的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在19世纪和20世纪，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主要由西方学者所创建，他们先后创建了十几种对整个学科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和思潮。我相信在21世纪，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巨大发展将使中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界对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发展做出更加突出的贡献。

滕  星

党和政府一直对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采取“优先发展”、“重点扶持”的政策，其中包括民族高等教育的优惠政策。有学者根据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指出了我国民族高等教育优惠政策面临的新问题及解决的对策。我想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近年来较流行的多元文化理论来谈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几个问题。我谈这样三个问题：一是民族高等教育中的教育公正问题；二是高等教育中的“预科”问题；三是贫困地区大学生无力承担大学教育费用的问题。

我国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到底是谁的优惠政策？到底是依据什么标准来制定的优惠政策？民族地区教育优惠政策是诸多民族优惠政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是“补偿”，也就是“差距替代”，那么这种“补偿”公平吗？有学者曾把这些问题拿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课堂上进行讨论，结果学生一共讲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优惠政策反向歧视论”。这种观点认为优惠政策的提出，反而歧视了非少数民族的学生，根本没有必要去这样做。第二种观点认为，不应该只在高考中仅仅给少数民族考生以降分的优惠政策，而是在边远的贫困地区，不管是少数民族学生、还是汉族学生都应该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这才是教育公平的真正体现。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不仅要照顾到少数民族地区，更应照顾到贫困地区的孩子，穷人家的孩子。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该以区域划分来实施优惠政策，而不是以族群划分来实施优惠政策。尤其是对那些在城市长大的孩子，不应该享受少数民族的降分优惠政策，而对那些教育资源薄弱的地区，应该加以适当的补偿，要避免教育发展过程中差距逐步拉大的现象。第四种观点认为，降分优惠政策应以社会阶层来划分，不应该将少数民族全当成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应该根据社会各个阶层的经济收入状况来划分教育经费支出的基点。而且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也不能根据“情理”来制定。而应该依据法律，这点在《宪法》和《义务教育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可见高等教育中的公平问题已经被高等教育优惠政策的受益者普遍认识到了其中的不足之处，作为一项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政府就应根据现实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它的受益对象及条件，从而使政策发挥更好的社会效益。

二、民族高等教育中的“预科”政策

“预科”从根本上讲，是我们国家提出的一项少数民族教育的优惠政策。可以说，这项政策的积极贡献是应该肯定的。但是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高等教育从不收费向收费教育的发展，“预科”也从不收费向收费转变，一般收费从2000元到5000元不等。目前“预科”教育正在发生着质性的转变：由作为向边远地区学习优秀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倾斜政策向 “精英”学生收费的高等教育政策转变。这完全是对国家教育政策的一种曲解。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很多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仍然无法介入到高等教育领域。这样“预科”政策基本上是被城市富裕家庭的孩子享受了，而不是被农村贫困地区的孩子享受了，更不能被少数民族的孩子来享用，从而使民族地区的教育中也出现了离谱的“马太效应”。

三、贫困地区的大学生无力承担大学的教育费用问题

2002年的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高等教育在读人数是4500万，中国大学生生均开支为20000元，当时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在15%以下，此时的人均收入是6000—7000元，人均年收入在2000元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4%，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在50%左右，基本上属于温饱阶层。另外，还有80万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上，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这个数据在当时被认为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另据统计，中国1亿多少数民族人口中，有60%的少数民族学生集中在贫困地区，在人均收入低于700元人民币和500元人民币的8000万和3000万农村家庭当中，而少数民族则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很多高校的收费远远超过了农村家庭可承受的能力，这样加剧了农村家庭的贫困程度。很大程度上讲，已经造成了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当前，在我国民族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在对保护民族高等教育的优惠政策方面，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和改进。如何制定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优惠政策，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现实而紧迫的任务。因此，在核定农村家庭经济收入的基础上，核定高等教育的收费标准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方案。

张诗亚

由于时间关系，我想在此谈谈民族教育的价值定位问题。我谈的问题想从一个报道开始。美国有一位教授，他是神经学家，遇到这样一件事。美国加州的一个小男孩，患上了严重的“失读症”（对书上的文字没有办法读出来）。后来多方求医无门，找到了这位神经学家，结果病很快就治好了。当问及疗法时，这位神经学家告诉大家，他是帮助该小孩在自己的书本上写上了自己能看得懂的汉字以及符号，帮助小孩理解，最后将它读出来。众人表示非常惊诧，他解释说，英文虽然有形状、有读音，但它的意义不是太明确。不像汉字，它是一个音、形、义的结合体。比如像 “西北”这两个字，甲骨文中的“西”即放着的鸟巢，意思是“太阳落山了，小鸟回家了”；“北”字的意思是“这个人转过身来背靠着另外一个人”，这个意思也形象，意思是说，人在冷的时候，绝对不会将自己的“怀”迎向西北风；挨打的时候也是一样，人绝对会首先保护自己前面重要的器官，把脊背给别人，母亲对保护的孩子也是一样的。这个“北”字表明了我们面向西北风的态度。文字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鲁迅先生曾经为了倡导新文化运动，以简体代替繁体字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文字不亡，而中国人要亡”，观点很偏激，是在特殊的背景下讲的，但如果放在今天如何理解中国多元文化与传统文化时，却显得有点夸大其词了。中国文字（汉字）所具有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是世界上任何民族所没有的，这也正是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的汉字绝对不能被抽象地、简单地拉丁化。甲骨文虽然很繁杂，但每一个字都有很深刻的文化内涵。比如说，中国汉字中“东方”的“东”字，“东”字本身是个“木”头，上面是树枝，下面是树根，太阳升起在东方，在树梢上，内涵是相当丰富的。而现代的汉字（语）在使用的过程中，完全拆分、或割裂了汉字原来所蕴含的丰富的内涵。比如在现在的考试中，让学生填上某个故意去掉或删掉的汉字，完全剔除了汉语言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汉字的诞生，是先人们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形象到半抽象化的思维过程。人类象形文字的演化，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保存的相当好。有些名牌大学校长在台上读不出汉字来，真叫人难以想象！本人认为这不是某个人的个人行为，而是中华民族文化堕落的表现！我的一个博士生的论文选题，是对我国百年来语文教学的定位研究，我觉得是挺有意义的。研究中也发现，我们的语文教学长期以来成了政策的工具。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下，我们的教育便“不自觉”地演绎出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目的。这固然没有错，西方的马克思·韦伯将人类的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认为人的价值的提升，靠的就是教育。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就是民族教育，以区别于其他的所有教育。我们现在谈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很大程度上都当成政治任务来谈的“和谐社会”。而没有把人放到社会发展的大坐标系中来谈人的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民族教育的价值定位还很不准确！学校中的“早恋”，原来我们说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跟上，后来心理学家说学校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工作没有跟上，难道问题就能简单成这样？这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被我们回避了，人的发展、学生的生理发展的年龄阶段是大大提前了！这值得我们深思。教育不是像种庄稼那样，我们用了多少化肥、多少农药，到时候返还我们多少！我们需要有更新的、更高层次的期望和追求。如果我们的教育还没有这样的定位的话，我认为这是我们教育的彻底错误！此问题我不想在此展开，我的意思是说，少数民族地区如何才能将自己的特色、优势和自己的文化结合起来，办出有自己特色的教育来，这才是我们民族教育中最核心的问题！民族教育的根在于民族文化，多元文化是我国民族教育的基本特征。国外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我们需要在引进、借鉴的同时，又要发扬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我们的民族教育任何时候都要有并强调自己的特色！人的发展绝对不是能依靠科学找到一个通用的公式的，人是有个性的，我们必须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培养个人个性化的能力。因此，教育科学应该吸收其他各门学科的营养，使每个学生都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走出有自己特色的人生道路来。因此需要彻底重新建构我们民族教育的价值定位问题。只要这个价值定位有了，我们的民族教育才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我对此充满信心！

张海洋

多样性可以分为个体和群体两个层次。个体多样性是认识人性的窗口。群体多样性是制定政策的依据。群体多样性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地位、阶层（收入）、地区、语言、民族和宗教等形式。本文从和谐社会大局着眼，按照社会断层线的走向区分多样性有两个类型：一是基于财产和地位差别的横向分层，一种是基于文化和价值认同的纵向分类。

横向分层属于马克思的问题类型，它符合马克思的阶级定义：即人们基于对财产的不同占有而形成地位不同的阶层、阶级、等级、城乡等社会利益群体。纵向分类属于马克思·韦伯的问题类型。它符合韦伯的社会群体定义，即人们基于社会文化背景和对生活意义的理解而形成的族群、民族、宗教、语言等认同群体。认同群体也争取物质利益，但其核心是福山在《历史终结与最后之人》中引述黑格尔那种意义上的“承认和认同”。

多元文化和谐确实是当今世界的共同难题。那么多元文化的和谐难在何处呢？

第一、主体性需求。纵向分类基于人类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别。它与人的主体意识、主体性和主观世界直接相关。这是现代人类在物质需求得到相对满足后提出的普遍需求。

第二、超物质的诉求。多元文化和谐与文化弱势群体有关。文化弱势群体的核心诉求不是物质平等而是话语平等，即要求主流社会承认其作为行动主体的尊严、意义、价值使其摆脱作为发展的客体对象的屈辱地位，共享社会生活的“互主性”。

第三、管理目标迥异。横向分层的管理目标是消除和缩小差别，多元文化的管理目标则是各类群体的延续和繁荣发展，有时还要加以保护以求兴灭继。

第四、创新的需求。纵向分类因为有人的主体性介入有与时俱进的创新需求，如我们以前将“中央民族大学”翻译成英文时，介词用for即可，但今天不用of就是政治上的不正确。同理，先前的人民政府能“为人民服务”就行，今天它还得自觉的“是人民的”才算合格。

操作层面上，纵向分类的特征表现为“发展的悖论”：但“发展的悖论”并不否认发展或断言发展对少数民族不利。它只是提醒我们在试图用“发展”作为解决民族宗教等纵向分类问题的杠杆时，必须要有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保障以当地人和当事人以主体参与的制度。果能如此，多元文化也就成了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动力了。

多元文化还是中国营造和平发展环境和为世界做贡献的资源。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古今文化一脉相承，协和纵向分类关系是它的常务和长项。因此，世界的难题未必是中国的难题。但要把资源化成发展的优势，我们先要评估和盘点它的内容和结构并有一个认知范式。

中国文化概有精神和结构两个部分。它的精神部分无须多说，就是古人讲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贫困是知道发奋，富强时懂得兼容。其结构部分是“多元一体合而不同”。用“多元一体”结构来解释这些内容。中国有一个单数的历史文化大传统，它由各民族的先民共同构建。中国有许多由各民族共同创建和保持的民族民俗和地方文化的小传统。实践中，大小传统的内容相互渗透。结构上，大传统始终处于华夏体系的高层。小传统则有很多层次并不断升沉变化。笔者经多年勉强的概括它的内容为：表意文字，儒家学说、敬天法祖的理念、萨满教信仰底层，天人合一的哲学，朝贡政治经济体系、一国N制的治理传统和追求，和谐统一的价值观。今天把这个大传统说成是汉族文化，这是引喻失类混淆华汉，且有异化少数民族之嫌。什么是少数民族？这要先问什么是汉族。3000年前，农耕与畜牧板块在黄河中下游断层线上互动，产生了一个多民族的精英统治阶层。这个阶层从各地各族的文化小传统中取精用宏，形成了适合统治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大传统，这个大传统有强大的权势支撑，始终不曾中断，因而能够由近及远的同化和吸收各民族成员。今天的汉族就是与这个大传统的互动当中失去了自己的小传统而同化与大传统的人。今天的少数民族则是由于地理和社会（宗教）原因而较好的保持了自己文化小传统的人。按照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理，中国既然有56个民族，那它的总数就一定是56+1=57个，这样，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才能找准位置。但少数民族保持自己的文化小传统不等于对中国文化大传统没有贡献或不认同，汉人同化于这个大传统也不等于对大传统具有垄断权。这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多元一体合而不同的完整含义。按照这个范式认识和解释中国的多元文化和中国人的认同，我们就能发掘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在推动文化产业的开发中游刃有余，并能在国际交流中保持对本位文化及其经验的自信。

中国经验的内涵不限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国能为世界做的贡献也绝不是充当工厂和推销产品。中国在现有生态基础上体面的养活着自己已经是不小的贡献，但中国在协和多元文化方面还能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北京共识”的作者反复讲中国的情形既看不精又测不准。其实，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幸运的保持着多元民族文化相对和谐的传统。今天，中国经济有所振兴并给全球的市场造成冲击，我们也该推出一些文化创意来做调和。文明以前，世界经历过第一代全球化。当时人类运用符号能力充分创造多样性，并以此分布到全球各地。6000年前，农耕经济启动第二代全球化：社会横向分层，国家和宗教权利张扬，文化多样性受到挤压。晚期的工业革命更使人的物欲膨胀，直到美国强大并推行单边主义。但物极必反，信息平台使人类看到生态和文化危机，物欲魇足使人类感到道德和主体性之可贵。新的文化多样性即将带着人类主体的尊严拉开第三代全球化的帷幕。

中国也曾激进。激进的时候削足适履，试图改造多元文化以适应未来制度，直到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幸而违反人性暨与多样性为敌的激进不能长久。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虽然恢复理性，但对人的全面需求仍然认识不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口号搞活了中国的经济，但它也造成了民以钱为本，官以GDP为神的弊端。在这两个时间里，多元文化都是主流社会打压和扭曲的对象。

现在我们终于认清：人是悬挂在由它们自己编制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人们编制生活意义之网的原料只能是民族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就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因此，以人为本就必然要以文化为本。保守的讲，对一个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的讲，政治可以改变文化，并使其免于沉沦。而今，和谐社会的理念为多元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导向。冯友兰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则状写出多元文化在这个空间里的理想状态：“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杂陈，相得益彰；八间合奏，终和且平；道不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下所以为大也”。中国如此，世界亦然！